阐释学(Hermeneutics)主要是关于理解、解释以及如何解释的一门学科。阐释学的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Hermes)是负责解释、翻译神旨以及传达神谕的使者。古希腊时期，人们多将阐释学的理论运用到逻辑学和辩论中，并对一些宗教和文学经典著作进行解释。到了中世纪，阐释学成为了《圣经》研究的一个分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阐释学的研究不在拘泥于宗教经典，而是扩大到对整个古代文化的阐释。
阐释学的发展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突破。第一次是在18到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在“融合不同领域的阐释学基础上，通过语法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讲古典解释学系统化，形成了具有普遍方法论特征的普通阐释学。”第二次突破是在20世纪，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使阐释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变。这场变革支出理解不再是人的认识方式，而是人的存在方式。
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其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指出了翻译和理解之间的密切关系，从理论上探讨了翻译的原则和途径，指出了翻译可以采取两种途径：译者不打扰原作者，带读者靠近作者;或者尽量不打扰读者，使作者靠近读者。海德格尔从哲学和阐释学的视角对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区分了“翻译”和“转渡”，提出“翻译”不止是字面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翻译的关键在于表示词语后面的“道说”。他主张在翻译中以本意为先，审视词语的源流，展现被遮蔽的思想。
阐释学派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乔治﹒斯坦纳。他在1975出版的《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一书中以海德格尔的阐释思想为基础，提出了“理解也是解释”的观点，赋予了翻译更宽发的含义。他将翻译的过程看做是阐释的运作，并把翻译分为四个步骤：信赖(trust)、侵入(agrression)、吸收(incorporation)和补偿(restitution)。他认为，阅读或者翻译之前，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历“信赖”这一步骤，相信原文言之有物;“侵入”是指在理解原文时发生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冲突;“吸收”是指原文的意思和形式被移植，在引进的过程中，译入语可能变得更丰富，也可能将源语同化;“补偿”至关重要，译者只有做出补偿才能恢复先前被打破的平衡，才能尽力达到理想的翻译。
虽然，如今已经看来，斯坦纳的部分观点有些过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乔治﹒斯坦纳的这部著作对于阐释学和翻译语言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人的翻译实践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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