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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

(2)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好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

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好潮，盲目要求举行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

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

2.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电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枚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3.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精神，就是把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好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大好、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好体现。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4.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国性抗日战争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好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