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时政热点：古籍数字化，难在哪

当下信息技术突飞猛进，5G、大数据、人工智能寻常可见，但对于这些文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来说，他们苦苦期待的，不是那些高科技，而只是最基本的数字化——实现古籍在线阅览、全文检索“自由”。

力度不足，看书不易

整理研究古籍，先要看到古籍。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线上阅览是阅读古籍最便捷、最实用的方式。

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已在线发布超过3.3万部的古籍影像;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已发布3000多种、15亿字的点校本古籍;爱如生公司的“中国基本古籍库”收书1万种，既有可供检索的全文，又提供古籍原版图像……这些古籍数据库，已经成为很多文史研究者须臾不可分离的助手，极大缓解了读者阅览古籍的难题。

然而，现有古籍数据库所收入的古籍，并不能完全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据统计，全国尚有40万个版本的古籍没有实现数字化。

如果无法在线上阅览古籍，学者就会退而求其次，去查找是否有影印版。影印古籍虽然部分解决了看书难的问题，但有些丛书体量庞大、定价高昂，学生、老师无力购买。图书馆即使能买得起，也不一定能放得下。去年，江曦到一家图书馆查阅《四库提要著录丛书》，这套定价近百万元、共1200册的大书，因为图书馆书架空间的限制，迟迟没能上架供读者借阅。

如果某部古籍既无法线上阅览，又找不到影印版，学者就不得不跑到收藏那部古籍的图书馆。这种到馆阅览的方式，对读者来说，既不方便，成本又高。

其实，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清楚我国古籍数字化的难点所在：存藏数量大，分散于各地各机构，数字化的技术难度虽然不高，但实际操作时遇到的困难不少。

“许多大图书馆古籍数量庞大，汗牛充栋，而数字化的人力、财力、技术力量投入相对较小，亟待相关部门出台古籍数字化的监督检查考评制度。”杜泽逊注意到，一些古籍收藏单位爱惜珍贵资源，一些古籍收藏单位的希望将所有的资料首先供自己单位研究发表，所以不情愿把稀缺古籍公之于众，这是稀缺古籍资源数字化进展不快的重要原因，“在这些藏书机构，即使有了数字化成果，公开程度也很低，投放给读者的数量不够多，公开的程度不够大。这就亟待上级主管部门出台合乎实际的规定，激励古籍收藏单位开展古籍数字化并将其向公众开放”。

力量分散，找书不便

每日往来穿梭于各种类型的古籍数据库中，同学们熟悉它们的特色，也了解它们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不同机构，古籍数据库的经费来源不同、建设标准不同、建设目标不同，很难形成合作关系。

刘尚建议，可以从国家层面建设一个全国性古籍数字化检索系统，读者只需要登录这个系统，就可查找、使用所有的数字化资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将各地馆藏古籍的高清扫描影像汇集起来，建立国家数字化古籍数据总库，通过这个平台实现资源共享，避免同一部古籍被重复扫描、制作、上传。马清源则提出，有关部门应牵头制定古籍数字化技术标准，对扫描图书信息的完整性、图像文件大小、水印大小、分辨率、图像格式、颜色、位深等进行规范，以改变各藏书机构各行其是的状态。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杜泽逊说，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高校图书馆系统、国家文物局等都建立了古籍数字化平台，但是由于收藏单位存在保守观念，资源上传总量还不够大，亟待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公共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建设的规定。

“古籍收藏单位、古籍整理、古籍出版单位、古籍数字化开发者，各有自己的立场和合法权益。如果我们继续各维其权，则作为古籍整理工作末端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将无法开展有效的工作。”对于同学们的种种遭遇，杜泽逊深有感触，他呼吁，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既维护古籍收藏者、鉴定者、整理者、出版者的权益，也要最大限度打开古籍数字化的通道，“只有这样，古籍数字化成果才能真正公开化、全民化、公有化。否则，动辄侵权，如何能够顺利开发，顺利公开化呢?”

杜泽逊认为，无论古籍整理，还是古籍数字化，都必须首先从制度上理顺关系，只有花大力气使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走上科学的、健康的、快速的发展之路，才能真正做到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丰富的古籍资源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发挥源头活水的作用。